在电影《749局》杀青后的近５年时间里，演员李晨一度以为“这事儿翻篇儿了”——这算是对影片不能上映的一种委婉说法——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曾参演过这样一部电影，“前两年看一个公众号写什么消失的电影，我一翻看到了《749局》，想起来还有这么一电影。”

　　圈里与李晨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

　　《749局》的导演，是这几年来看似在公众视野里销声匿迹的陆川。在电影没做完的这几年，除了向资方“追债”和找项目合作外，陆川很少主动与外界接触，“电影做不完对电影导演来说是个原罪，我自己是有羞耻感的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。”

　　自2018年10月电影《749局》在重庆开机后，陆川就随之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财务危机。他没有听监制韩三平的话，等投资到了预算的85%再开机，而是在只收到了30%的情况下就在北京开了机。当时他们整部影片的预算是3.5亿。

　　电影是陆川从2016年就开始筹备的。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规划——一部带有科幻色彩且具备好莱坞工业水准的视效大片。但在当时的国产影片中，并无前例可循，辅助影视方面的AI技术也尚未出现，陆川只能通过画分镜、做预览、再塑模等一系列极为繁琐的流程实现他创意的视觉化，再加上世界观的不断推翻与重建，使这部影片的筹备时间被拉长到了两年。

　　在影视行业热气蒸腾的2016年到2018年，已经诞生了多部票房过10亿、20亿甚至30亿的国产电影。

　　陆川觉得当时，“遍地都是钱，到处都是大哥，一切都是在向好的逻辑里。”而他们的6家投资方中有4家上市企业，这让陆川觉得踏实，那些已经签过协议的钱就跟在自己兜里一样。

　　但就在陆川开机当月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，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。一时间，企业接连暴雷，曾经热浪翻滚的资本极速退潮。作用到陆川身上的是，那些本该陆续打进剧组账户的投资迟迟没了动静。

　　开弓没有回头箭。陆川只能一边拍戏一边找钱一边精简队伍压缩成本——最先请走的也是他最费心请来的、人均周薪2万美金的好莱坞美术、摄像、道具等五巨头，之后是精简拍摄队伍与食宿成本的压缩……还一边将自己和企业的钱往剧组里垫。李晨印象中那时候的导演“头发从没整齐过”。

　　到2019年7月杀青时，剧组规模已经缩减到了300多人，住人均100元每天的酒店。

　　但这电影最烧钱的后期视效部分，资金还没着落。

　　2019年杀青后的一次饭局上，韩三平鼓动陆川“把这个项目扛起来”，“靠你的方法把这个项目资金堵上。”陆川说自己已经垫了很多钱了，韩三平“啪”地拍了一下陆川大腿，“这垫的钱就算你投资了，只有你投进去，大家才相信你，才会觉得你是股东。”而同时，陆川右边的大腿也被王中磊重重地拍了一下。

　　之后很多年，陆川都觉得自己被拍这两下大腿忽悠了。

　　承担一部电影，是要承担它全部的财务问题，补上全部财务缺口，把原本属于大股东的法律风险全部背下来。

　　当时算是陆川最为焦虑的一段时间，不仅项目没钱，而且因为电影上映延期，触发了5个诉讼并涉及到2500多万的欠款。

　　“我们家是读书人家庭，家教是再穷也不许向别人借钱——从来没有欠过钱，也没有打过官司。”陆川说当时突然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感到特别绝望和无助。

　　陆川自诩以前是“商业白丁”，用人逻辑就是看谁眼顺、关系好就用谁，也不知道作为创始人有什么事儿是需要自己必须管的，“我认为专业人管专业事，公司交出去就是最大的专业。”

　　所以在影视资本翻涌的年代，他的公司是交给朋友管理的，投了好几个创业者，也投了青年导演的项目，不过并没见到传说中的百倍收益，绝大部分投资连本金也没回来一分。

　　为此陆川失眠了很长时间，资金窟窿太大了，“一个小目标是当时的我无法跨越的深渊。”

　　2019年底，陆川被邀请去读MBA。“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于是陆川成为商学院中少见的导演学员。也是在那儿，陆川才“第一次听到KPI这些词儿”。

　　“像老鼠掉进了米缸一样”，陆川觉得商学院课程像是给他开了天眼。陆川开启了“即插即用”模式，上完关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课后休息时间，他走出教室给公司HR打电话，让对方把一个高管开掉，那是他的好友，在公司已经工作了7年，没签过一单。但陆川已经不再吃“苦劳”这一套了，他要见“功劳”。

　　陆川决心整顿公司，他要让它履行使命——完成《749局》。

　　从2020年起，电影导演陆川决心开始接拍广告。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快的变现渠道。“生存逻辑，搓背如果能给够广告的钱，我也能去搓一下。”

　　从那年开始，陆川背着双肩背到处接拍广告，仅2020年就拍了十一支，每个月都有他拍的广告出现在朋友圈，“行业里说老陆抢钱抢疯了。”那时，也是圈内对他流言蜚语最盛的时候，他和电影《749局》常会成为别人饭桌上的话题，当然，大部分都是不看好的。

　　贾淕是少数坚信陆川能把《749局》做完的人。她是华文映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《749局》的早期投资人，之后她在陆川不定时发来的消息中得知影片的进度。

　　大概４年前，两人在一个电影节上碰面，陆川跟贾淕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片子做完，不做完我不会拍其他电影。”贾淕觉得这句话“有种一掷千金的感觉”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在最难的3年，陆川拍广告、上综艺、拍剧集和冬奥纪录片……把自己能赚到的钱都赚了一遍，除了电影。

　　今年初，陆川拍摄的一部剧集杀青，他反复盘算自己手上的资金，发现当这部剧的承制费一到，公司那小小资金池里的钱刚好与他《749局》的完片预算打平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头上的乌云没了。

　　今年3月，李晨接到《749局》的补拍通知，在补拍现场，他又见到了那个头发算不上整齐的陆川，对方抱着iPad给他看影片的后期制作，如数家珍般，“你看我这个镜头是怎么做的、找哪个团队做的，那个镜头是怎么做的，现在还需要做什么。”然后说，“我这两年啥事没干，挣点钱我就做一个，挣点钱我就干一个。”这话听得李晨鼻头一酸。

　　最近两年，尤其是确定能完片的今年，当再听到关于自己和电影的流言，陆川不再沉默了。“这两年变得很勇敢，谁说不好我打电话过去。”脸皮什么的都是小事，“当你要去承担一个机构的生死的时候……我们这是一事业，你不能在背后随意抹黑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欠任何人的款，是别人欠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责任吗？任何一个导演你一个项目1/3投资不到，他能做完吗？而且我们现在是垫资做这事儿，不是，投资。这些事谁也不能说，这是我底线。”

　　4月22日，《749局》补拍杀青，陆川发微博说自己没有遗憾了，“八年一直拖着这艘船，终于可以靠岸了。”

　　以下为陆川口述，经“后浪研究所”整理后发布——曾经账上可能就7万块

　　2014年，三爷（韩三平）离开中影前找我聊，说你应该尝试着去拍一些作者性和市场性结合的东西，而且要突出市场性，简单说就是你得拍给我挣钱的戏，我说行。

　　因为我前4部电影，比如《寻枪》《可可西里》都是文艺片，但那个时候整个行业都变了，都在拍类型片，要抓趋势，要谈受众体验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。

　　于是我就拍了《九层妖塔》。但我当时有点拧巴，就我老得提醒自己这是一商业片，但还想有作者性，就既要又要还要，导致最后也没把作者性和娱乐性平衡好。但这触发了我对类型片的爱好，包括当时大量的视效工作要学习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迷人的。

　　从2015年我就开始筹备《749局》这个故事，我当时就真心想做一个展现电影成熟工业的东西，内容上，也是我一部分青春经历，因为我曾经在749部队工作过。

　　我们美术请的是《疯狂麦克斯》的美术；摄影师我请的是David Tattersall，他拍了《星球大战》123，拍了《绿里奇迹》；视效总监也是你听说过的这些《阿凡达》什么都参与过，还有道具……当时这五巨头全是好莱坞过来的。

　　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对海外也有吸引力，交流也特别繁荣，完全是个外向型的状态，我当时在好莱坞是能摇到人的，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打了折的。

　　2017年定的预算是3.5亿，在国内也不是说高到哪去，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比如6个亿的制作了，（3.5亿）对于这个体量的影片来说真的很节省，我觉得是能做下来的。

　　当时整个行业热气腾腾的，就觉得遍地都是钱，走哪都是大哥。各种利好的消息，哪个导演工作室“哐”就被哪个平台收购，哪个“哐”又一个被大佬给收购了。虽然我公司门口没有说像行业那么络绎不绝，但我们这个电影旗子一戳也确实比较好融资，很快我们就有6家投资方进来，其中4家上市公司，对我这种商业小白来说我就觉得好稳。

　　三爷说你钱到了85%再开机，当时我们账上可能到了30%，预计还有两笔钱下礼拜、下下礼拜就到了，到了可能就50%，还有一个公司说一个月那钱就全到了，我说这都老街坊了，而且我去参加他们的内部绿灯会，那都是上市公司，真正的大平台，就觉得没跑了这事儿，拍吧。

　　结果正好赶上18年就行业刹车，那一下天翻地覆哀鸿遍野，不少公司突然爆雷，我们领投的这家公司35%的投资一下出了问题就搁置了，没说不投，就搁那了。这当时都是打了头款的，我觉得这35%是已经在我兜里的钱。那么大一个互联网平台，日入斗金的公司，它怎么可能差我们这点钱？后面我为什么要做企业？我就发现你没法依赖第三方，这事只有我自己企业做大做强才行。

　　当时领投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层，也是朋友，就一直劝我说再等等，我说这怎么等，我俊凯的约都签完了，因为演员他就是签这些天，要不他后边拍别的戏了，所以我也是卡在中间，我只能开机。

　　一开机就停不了，而且当时格斗场最核心的一场动作戏已经拍差不多了，剧组上千号人在那，你一天都是上百万的开销，那时候就有点紧张了。比如这期应该到账一两千万，可能实际到账就是几百万，可是剧组一天的花费你知道吗？可能就是一百万，一百几十万，群演每天要现金结账，汽车加油、住宿，很多东西都要现金。

　　马上就开始节流，好莱坞主创是第一波离组的，因为确实支付不了他们的钱。戏只要能拍下去，奢侈品只能先放下，这都属于奢侈品。然后就精简一些团队、车辆，最后就减到300多人，住宿条件也降，最后可能就住100一张床的，再往下就没法住了。就处处得省，各种省。即使这样，拍到中期剧组的钱已经很紧张，我们曾经账上可能就7万块钱。

　　只有你投进去，大家才相信你

　　那时候在剧组觉得很漫长，每天都在为这些钱焦虑。

　　19年我们就放慢战线。因为我们是带有科幻色彩的影片，有大量的景要置，置景的过程要3到5个月，一般是预置，然后20天就拍完了。但我们没有钱去预置，我们只能在一个景里边耗时间，这个景拍还不敢把它完全拍完，去拍外景等钱，用时间换空间。等到一笔钱，留出给大家吃喝拉撒睡的部分，然后再赶紧把这俩景给它先弄了，那就太煎熬了。

　　工业化的流程，是一下我所有景建完等剧组去，或者我先做三个，拍这三个的时候我再做俩，然后拍这两个，这是正常的一个逻辑。但我们就做不了，因为一直缺钱，我们只能吃着上顿在后边找下顿，就像是边打仗边突围那个逻辑。

　　后来我一个老哥们儿到重庆探班，他说川儿，35%我确实投不了了，但是我的职权范围内10%我能自己说了算，我直接投给你。他救了我。这一笔3500万，是支撑我杀青的资金。

　　说实话我这些投资方都不容易，行业里太难了。有一个资方哥们，他给我电话说川，我账上就八百万了，我给你五百万，三百万我过日子。但是后面的钱我投不动了。我能感觉到这是情谊。周一的时候五百万就到账了。我拼到今天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。

　　杀青之后，我开始关心产业报告或者看一些财经新闻，我开始关心这些股东他们公司怎么样，他们还有没有可能把资金投进来，听上去有点鸡贼吧。

　　从2019年7月开始，我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就深了，有了一种非常危机的感觉。就比如前一天还在跟某个股东要钱，跟他在一起吃饭，很正常。第二天就看到一个新闻，说某某公司如何如何。我才明白他背着多大的事。企业家太不容易了。

　　坦率的说，我不是那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周期里面都具备强吸金属性的创作者。作为一个大行业中泛舟的一个人，必然被这个波浪所波及。

　　当时我们账上已经没有钱了，资方一共就打了两个亿左右，整个后期完全是空挡滑行，除了养公司，还养着一支二十几个人的后期团队，我当时还是个创作者心态，就一点点往里垫钱，想辙把这片子做完。

　　那会儿陆续垫了大几百万，想着投资方的钱进来，我们就把垫资撤回来。反正北京孩子，再怎么着就啃老呗，反正我爸房子也多，一直比我富裕。

　　其实当时我还去上了个商学院，当时班上有好多又年轻又有钱还上市了的同学，一说年产值多少个亿，我心说要不让他们给我投点儿？但还是那点儿面子，就从来没跟他们张过嘴。但也幸亏没开口，因为紧接着疫情就来了，把所有人都打倒了。我亲眼看到我同学就被各种血洗，一夜之间关店多少，负债多少，最后卖资产——我心想幸亏没给人添堵。

　　后来有一天我、中磊、韩三平三爷还有几个人一块吃饭，然后三爷就说，川儿你看大家都很困难，你如果把这个项目扛起来，你可能就财富自由了。我说我怎么扛下，这么多钱？他说你应该学学（两个导演名字），人家都已经成为制片公司了，你这还是打工呢，你往前走走，你看你能不能靠你的方法把这个项目资金堵上是吧？“啪”一拍我大腿。

　　我说我都垫了钱，三爷说这垫的钱就算你投资了，只有你投进去，大家才相信你，才会觉得你是股东。同时王中磊拍了我右边的大腿，以示鼓励。

　　我两边大腿被他们俩各拍了一下，就把我拍进了这个局。

　　我有好几年都觉得自己被忽悠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投任何一部电影。但现在如果我自己的电影不让我投都不行，我为什么不投？我相信自己，我也会做得更认真和慎重。

　　以前导演在整个产业中本质上就类似于一个代孕角色，等任务完成了，孩子就被接走了。然后卖多少钱都是人家的，你再也没有机会跟它去产生任何关系，你去个电影节都得找人家问能不能借个拷贝。

　　现在我觉得疫情后，产业应该有新的产业逻辑，你比如说IP必须是我自己的，我们开发了这个IP，为什么要卖掉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它沉淀在自己的公司里面？我们既然要做这个公司，它就应该有更长的寿命，它价值实际上是IP的价值，它不是我的生命的周期，它是个IP的周期。所以我现在开发的电影不让我投都不行。

　　拼了，就要在这条战线上活下去

　　但那时候企业也没有什么钱了，项目也没有什么钱了，我从家里拿钱给公司发工资也常态。

　　我拍戏期间减剧组的时候也在减公司的（人），我们公司从最多70多个人到我杀青回来的时候还有40多个，之后开了闭门会，高中层又走了18个。

　　我们当时跟被迭代的团队告别的时候就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带那么多人走下去了；我说留下的人过得不是好日子，你们走的人也不一定是错误的，因为我要带一批人杀出重围，我们留下来的人唯一的任务是让这个电影活下来，但是你看这戏现在缺口多少。

　　我以前不想把太多精力放在管理公司上，我还要做电影呢。我作为一个创始人，我不知道什么事儿是我必须要管，我以为这事交出去才是最专业的。

　　上了MBA，我发现我脑子里几乎所有关于商业的知识，几乎都是错的。

　　那时候我们融了些钱，一直在投，投创业的人，投青年导演，你说投的对吗？也没毛病。其实风险还挺大的。我不懂人家说这个事儿，当时团队一部分人是我们股东的人，他们都是金融人士，人说将来可能是10倍20倍100倍的收益，为什么不投。

　　那时候真的不懂，是一个商业老白，原来我用人就是朋友逻辑，看谁眼顺、关系好就用，后来在商学院才第一次听到KPI这些词儿。

　　但是投的钱没有一分钱回来，怎么跟人退出？

　　人家自己都赔了，你也不好意思追到他家里去，交个朋友算了。

　　我眼前就做自己懂的事儿。

　　那时候就生存逻辑，有什么干什么，搓背如果能给我广告的钱，我也能去搓一下，可惜没那技能，但拍广告是我专业。

　　原来有人找（拍广告），我真挑，那时候有点清高，时间不趁手或者心情不太好的，或者觉得品牌跟我不匹配的都不能拍是吧？

　　但20年我就派出了团队去找广告，毕竟我们拍得好，然后低价，那一下活就来了。然后接真人秀。

　　你发现广告是最快的，周期短，两三天就拍完，但它从开会到完片得俩月。我就老得坐在那陪笑，这个事儿也挺痛苦，以前作为电影导演是不愿意接受这事儿的，但现在我职业性的这种陪笑已经很会了。

　　也确实是拼了，那一年我拍了十几支广告，几乎每个月朋友圈都会有广告出来，行业里说老陆抢钱抢疯了。我们就要创品牌，就要在这条战线上活下去，当时不知道还能干别的。

　　拍广告首先保住了公司团队，也保住了后期制作的核心团队，重要的是，公司开始有正向的流动资金了。

　　我很快发现它（广告）锻炼了你，广告流程化管理非常严苛，因为这点利润全在周期上，你超一点周期，这就算义务劳动。所以拍完这二三十支广告之后，我们公司内部的成本管理这套流程是被夯实的，我们现在拍什么东西，第一讲究不能超预算，第二不能超周期。长时间的反复的用商业项目去磨砺，对我们团队和公司的管理以及这种内控，还有包括OA系统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大帮助。

　　但广告它虽然快但是（钱）少，我们视效团队常年二十几个人，挣那点儿钱真不够花。而且你越拍越绝望，你操的心是一个卖白粉的心，但最后做出了的就是一颗品相还不错的白菜，人家快销的“嘣”就推到市场上，内心就很痛苦，特别期待着能回到电影。

　　而且广告都是冲着我来的，我说让别的导演拍我监制都不行，这是我在广告行业没办法大发展的一个问题。今年我们要强推合作导演，就这个事儿客户要认，如果不认我们就宁可先放，否则这个事儿就我们腿就迈不开。

　　圈里朋友劝我，你一个电影导演一直拍广告，会消耗你的品牌价值的。其实我心里也有坎，因为你电影做不完对电影导演来说是个原罪，我自己是有羞耻感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索性就不接触外界。

　　但后来我这坎儿过去了。有一天我跟一哥们吃饭，那时候我已经拍了20多支广告了，他说最近圈里老说你拍广告，看你挺疯狂的。但那会儿疫情你能天天拍广告也是一事儿，所以大家从开始的吃惊迅速转为羡慕。我那天就跟他说，我说兄弟我已经不拍广告，我开始拍剧了。

　　冲进去，成为剧集行业的野蛮人

　　21年初我们做战略的时候，我就说一定要做剧。

　　一是广告这块业务的收入不足以支撑电影业务的耗费，二是上过MBA后我就意识到单一产品线对于企业的发展其实很危险，而我们企业最有竞争力的显然是内容研发，所以我们要做剧。相比于电影，剧集的市场更商业。

　　这艘船更大，我们必须上那艘船。

　　我们迅速搭建了剧业团队，我提出要当年拿项目当年开机，我就提出一口号“开门办厂，服务行业”。

　　19年以前我们都立足于自己研发项目，但周期长见效慢，而且孩子们都比较年轻，你很难在一个团队里边聚集这么多的高手，雇不起。

　　我就说一定要冲进去，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野蛮人，就像广告一样。

　　我们没有资格做版权，没有钱，但内容能力是我们的强项，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去进入市场。我就自己冲出去，从一个兄弟公司找了一个项目过来，他们从韩国买了《good doctor》，但他们落地不了，我说咱俩合作，我帮你开发我帮找平台，然后挣这个承制费。然后就有了《非凡医者》。

　　但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，也被一些平台拒绝，因为《749局》的问题有很多流言蜚语，最后合作成的芒果台，就直到片子播出前他们才说，川导真的太多人劝我们别跟你合作，为什么？第一你现在《749局》缺钱，说我们要跟你合作，是不是做剧集的钱你会挪到《749局》上去？第二就是说你作为电影导演你不会亲自拍的，你也不会用心的，因为你有电影要做。

　　但是最后她说第一没有想到我自己把剧本全写一遍；第二，财务很透明，我们没有任何挪用；第三，我从开机到杀青每一天都在现场自己拍。

　　紧接着我们就跟另一个兄弟公司合作了《借命而生》，他们也是开发出了问题，我说拿过来，不就是写剧本这点事儿，我就帮他们找编剧做剧本，然后一块找平台就进了迷雾剧场。

　　今年2月4日，《借命而生》杀青。这两部戏，都没有超期超支。准时开机，按时杀青。

　　剧集经过这两场战役，我们基本上稳了。锻炼了团队，跑通了管理流程，完成了作品，重建了口碑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剧集的制作，新资方看到了我们企业的价值，为《749局》电影等来了新的投资人。

　　我做剧集的时候，好多人都觉得“丫有一电影丫肯定不会全力以赴”，错了，我做剧集的时候我100%给剧集，我必须在剧集这个赛道上活下来，我要用剧集养电影，所以我在这事上我必须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。但我是在100%的投入之外，我再拿出该睡觉或者该歇的20%给电影，因为我还得跟Dneg（Double Negative英国著名视效公司）开会。

　　Dneg是一巨牛的英国视效公司，什么《沙丘》《阿凡达》《普罗米修斯》……就好莱坞牛逼的片子才去英国做，我们现在将近1000颗镜头就是他做的。别处再怎么省，制作这块不能省，我希望我们留下这个作品是会有人看的。

　　最开始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巨high的价，我一看完了，他们报那价比我整个电影成本还高。但我又心痒痒，你不跟这种顶级视效公司合作，你怎么能够取得真经？

　　杀青之后赶上疫情，我估计他们也闲着，就开始聊，一周一次会，比如说剪镜头什么，这设计怎么弄？全行业我估计都觉得这电影死了，只有我的那些视效公司从来没觉得，因为我老跟他们开会啊。

　　聊了一年，成果是制作费降了一半左右，我还是够不着。最后我就先斗胆不要脸地提了一下，说能不能投我一点？现在觉得好无耻，他们居然说考虑。他们也是喜欢这电影，就说拿出一半制作费算投资，而且不占国内的，占海外的。这一下又救了我。

　　Dneg签约那天告诉我，这是他们历史上亚洲唯一一部投资的电影。人家挣制作费的公司，凭什么投资？每天一睁眼就得发无数工资的视效公司投了我的《749局》。我觉得是件骄傲的事情。

　　关键Dneg最牛的一点是大合同我们这两天才签，他们在没有签合同的情况下，已经在这半年里给我们做出来好多镜头了，太讲人情了。

　　疫情后去年6月我们做了一次股权融资，陆续进了2100万，当时也跟人说好钱进来就做《749局》，我直接就把所有的制作闸口全打开了，现在全球有16个国家的供应商团队正在给我们这电影做后期特效。

　　我没有什么特别恐惧的了

　　我到今年才知道这电影一定能做完。

　　2月4号《借命而生》剧集杀青，我就在那扒拉我手上的钱，我反复盘预算，发现等这剧的导演费承制费到账之后，这钱往我们这小小的资金池里一放，跟我的完片预算Even了。我觉得牛极了，走路就开始横着走了，就爱谁谁，我知道电影可以做完了。

　　这两年尤其今年开始，对于《749局》流言蜚语明显减少了。以前当这个戏不能明确的我能救活的时候，我不太想说，谁让你电影没出来，这就是原罪。

　　另外，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我老在外面说资金不到位，会不会给人家雪上加霜？所以我一直闭嘴不说。

　　我这两年变得很勇敢，谁说不好我打电话过去，我说听说你在哪个酒局上说我电影不好，我说你为什么说这话？我打了三个类似的电话。你能感觉到对方立刻慌张，他说我没说，我说有人听到了，而且告诉我了，我觉得是你说的，因为你会说这个话，你其实知道真相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就会当面跟他对质。

　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怕阳光，当你直接面对他说这些事的时候，你会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。

　　打第一个电话之前转了很长时间腰子，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怎么能跟他撕呢？但第一个电话打完之后，立刻就自由了。

　　当你要去承担一个机构的生死的时候，这些事都是小事，脸什么的不重要，我们这是一事业，你不能在背后随意抹黑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欠任何人的款，是别人欠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责任吗？任何一个导演你一个项目1/3投资不到，他能做完吗？而且我们现在是垫资做这事儿，不是，投资。这些事谁也不能说，这是我底线。

　　这两三年，我把公司以前的一些乱八七糟的烂尾的东西也都处理掉了，2022年，当最后一个官司了掉的时候，我觉得天都晴了。我们去年做了一轮股权（融资），他们进调的时候问你有没有欠款，我说一没有欠款，二没有官司，特别自豪。

　　现在所有的事我都是享受的，从春节到现在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，司机都扛不住了，换了三个司机——但我很享受，终于和电影在一起了。

　　它是我这个时间段我自己最热切要表达的东西，粗糙和精细都是我这个阶段的陆川，我觉得挺好，这事成了。这些兄弟把钱扔在我身上，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最后这一棒我跑了五年，虽然长了点，但是我对自己、对资方对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交代，我把这艘船拖到了港口。

　　我觉得很多东西放下了，对我来说这就是成长，我没有像别的片子上片的时候焦虑，我现在无所谓，我没有什么特别恐惧的，这个片子骂和赞都正常。从杀青到现在5年了，这5年中我无数次审视它，如果它不靠谱，如果它不够硬，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孩子，我肯定转身就走。

　　现在《749局》对我来说，就陈桂林（电影《周处除三害》中角色）那句话“我要让世界看到我”。没有什么得失心理，电影出来就行，我说它卖一块钱我都赢了，因为这事儿真的很难，但我们也不会卖一块钱。反正我赔了我是最大投资方，我跟你们所有股东站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