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酱园弄》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视剧,剧中的剧情也是非常的棒,接下来小编就和朋友们一起对电影《酱园弄》原型案件介绍来探讨一下,希望看完的朋友们喜欢这篇文章。
电影《酱园弄》原型案件是:酱园弄杀夫案。
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,一位柔弱女子凌晨谋杀亲夫,并将其大卸八块,案件血腥惨烈震惊了整个上海滩。但这位女子没被判死刑,出狱后在苏北生活并再婚,一直活到90年代,余生没有再回过上海。
酱园弄,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新昌路,1899年建成,原叫432弄,后因为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开在这儿而得名。酱园弄当时有石库门房屋43幢,居民800余人,现在已改建为住宅小区。
(民国时期的酱园弄)
1945年3月20日清晨6点,住在酱园弄85号三楼的张氏准备下楼打水时,看见扶梯旁边有大片血迹。张氏受到惊吓,下楼去找二房东——绰号王瞎子的算命先生王燮阳。王燮阳发现血迹是从天花板滴落,就和张氏一起上楼去找住在该层的詹云影夫妇。
詹云影的妻子詹周氏打开了门,当时她浑身是血,披头散发,神情恍惚。看到张氏和王燮阳后,她直接瘫坐在地,一脸茫然地说自己“杀了詹大块头”。
詹周氏,丹阳人,她原姓杜,小名春兰,从小父母双亡,由亲戚抚养长大,因此改名周惠珍。周惠珍从没读过书,9岁那年被亲戚卖到上海当铺做丫头,17岁那年当铺老板娘做主把她许配给自家伙计詹云影,两人随后订婚。
(詹周氏和詹云影)
詹云影是当铺里的朝奉,负责给典当物估价,他身材高大,长得方头大耳,人们都叫他“詹大块头”。
詹周氏21岁那年和大块头正式结婚,然后一起搬到了酱园弄85号,她自小孤苦无依,对婚姻很向往,觉得大块头是自己的依靠。
婚后,大块头离开了当铺,开始自己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,酱园弄的邻居大多是这样讨生活的,詹周氏对这样的日子也很满意。
(詹周氏的居住证)
但是婚后两个月不到,詹大块头的种种恶习就开始暴露。一开始是出轨,后来又迷恋赌博,黏在牌桌上下不来,输到要当东西还债的地步,更无心工作,手上的小生意也荒废了,一个月最多能有两天带些小钱回家。詹周氏劝过哭过,但大块头无动于衷,她不敢也不会跟丈夫大吵大闹,家里等米下锅,她只能瞒着丈夫偷偷托人找工作。后来在纱场找到一份苦差,活重钱少,没人愿意干,但是詹周氏觉得有收入就不会挨饿,这份极苦的工作她干得很快乐。
没多久大块头发现妻子在外工作,一次他喝醉回家和詹周氏对质,确认对方在工作后他勃然大怒,骂妻子“工作是假,找男人是真”。詹周氏气不过辩白几句,大块头拳脚相加把她打得头破血流,好几天卧床不起。
后来詹周氏无奈去纱场辞工,微薄的收入也没了,家里揭不开锅,房东又来收房租,詹周氏只能拿家里的东西去当铺换点小钱。她跟周边邻居也借过钱,但总是有借无还,她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去借,又想学邻居去弄堂口摆摊卖排骨年糕,可一来没有本钱,二来又怕大块头闹事丢人,最终还是作罢。
(詹周氏)
结婚以来,大块头赌博、出轨,对妻子长期进行殴打和辱骂,甚至用“把你饿死”相威胁,不给詹周氏饭吃。一次詹周氏饿得受不了,直接喝下来沙尔(煤酚皂溶液,一种消毒防腐药)自杀,被邻居发现后送到宏仁医院抢救才捡回一命。
在这段婚姻里,她的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极大折磨,但是当时没有“家暴”的概念,离婚的人也很少,对身处底层的詹周氏来说更是遥不可及。
因为从小父母双亡,自己寄人篱下尝尽辛酸,詹周氏曾对婚姻生活有很大期待,但现实中她的婚姻极度不幸,她的心理落差巨大,她对生活的耐性也慢慢消失。
1945年3月20日凌晨3点,詹大块头回到家后又与妻子发生争斗,在他熟睡后,詹周氏举起菜刀将他砍死。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,邻居张氏发现有血从天花板滴落,带着算命先生王燮阳来敲门,詹周氏直接承认杀夫,被巡捕带走。
据当时的邻居沈子可回忆,詹周氏说当晚她一直听见身后有声音在跟她说“杀,杀掉他,你才有超生的日子,不杀他你永远不会有超生的时候,你有得苦了。”也就是说她认为自己杀人时出现幻听幻觉,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砍了大块头16刀,并把他分尸的。
但是当时的法庭认为,分尸有两种,一种是考虑藏匿,一种是怨恨太大,过度杀戮。
从詹周氏当时的情况来看,她杀人不是为了去奔向美好新生活,而是为了结束当下的生活,她对大块头恨意很深,符合“杀人过剩”。另外,杀人后她不躲不藏,邻居来敲门她就开门,在法庭上叙述清晰有序,对罪行供认不讳,说明她头脑很清楚,因此司法鉴定她不是精神病人,具有完全的法律责任能力。
此时另一个问题出现,法庭认为詹周氏身材矮小、势单力薄,即使可以趁大块头熟睡时砍杀,但要把这样一个高壮的男性分尸并不容易,当时的主流观点是“无奸不成杀”,他们怀疑杀夫案背后有他人的怂恿和帮助。
詹周氏先是供出一个共犯,同样租住在此处的邻居贺大麻子,原名贺贤惠,贺贤惠在案发后就失踪了。警方将他作为头号嫌疑犯找到并逮捕了。贺贤惠承认自己和詹周氏曾经逢场作戏,一开始出于同情,对方开口借钱他即使手头再紧也会匀出来一点,时间一长两人就好上了,但他不承认自己杀人。
(贺贤惠)
后来詹周氏又供出大块头的朋友小宁波,原名何宝玉。詹周氏自称和何宝玉有奸情,杀大块头是前两天和何宝玉商量好的,跟贺贤惠没关系。动手那天何宝玉趁大块头熟睡时溜进他家,詹周氏拿菜刀给他,他朝大块头脖颈猛砍一刀,她又在脑门补一刀。被指控杀人,何宝玉百口莫辩,后被逮捕。
(何宝玉)
不久后,詹周氏翻案,说自己和何宝玉没有奸情,更没有合谋杀人,之所以诬陷他是因为自己被捕后被打得太厉害,不得不“供出”奸夫。何宝玉是大块头的朋友,詹周氏一直认为是何带坏了丈夫,对他有恨,所以拿他交差。
詹周氏说,真实情况是大块头侧睡在床上,她对着其颈部砍了一刀,大块头跳起来连叫两声救命,詹周氏继续对着颈部乱砍,然后将其大卸八块放在箱子里,皮箱本来是放衣服的,衣服被当光了,所以是空的,血就顺着地板渗到楼下,引来邻居敲门。
(詹周氏家里的部分当票)
经过调查,法院决定不起诉贺贤惠和何宝玉,将两人释放。
1945年5月3日,也就是案发后一个多月,杀夫案正式开庭审判。由于案情简单,事实清楚,詹周氏作为唯一凶手没有得到任何从轻发落的机会。初审法庭对詹周氏判处死刑,剥夺公权终身,没收作案工具“菜刀一把”。
这起案件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,各大报刊都在显要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这则特大新闻,案件背后詹周氏的悲惨人生也逐渐被挖出,舆论则明显分成两派。一派认为詹周氏罪大恶极,死不足惜。另一派对詹周氏持同情态度,觉得她是被封建社会逼到绝境的,要求当局法外施恩,免除死刑。
众多为詹周氏辩解申诉的人里最具影响力的是上海女作家苏青。她作为离婚后从家庭出走的女作家,从女性角度出发给予詹周氏很多同情和理解。
(苏青)
在苏青主持的《杂志》六月刊上,她发表文章《为杀夫者辩》,她提到,“唯有常受委屈和难堪的人,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,久而久之,化为厉气,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。做出来的结果,使万人流血,便是英雄;使一人流血,便是犯罪。”
苏青认为詹周氏之所以杀人,完全是因为生活悲惨和精神郁伤,她长期受虐待又无处申冤,日积月累心理变态才出此下策。为了结束现状,她也试过自杀,但是没有死成,又无法离婚,所以只有选择杀人。这篇文章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分析詹周氏的困境,引起广泛讨论。
在《杂志》七月刊上苏青又开了《杀夫案笔谈》专栏,共刊登《武大郎与詹云影》、《法理人情》、《我以为》、《詹周氏和潘金莲》四篇文章。她认为“谋杀亲夫”类案件的主题就是死里求生、拼命求活,女性是因生活的压迫而杀人,为此自杀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,所以詹周氏杀夫未尝不是整个社会问题。
关露也在专栏文章《詹周氏和潘金莲》中提到,“为何只有淫妇,而无淫夫?既然淫妇皆曰可杀,则为何淫夫就不可杀呢?”
(《杀夫案笔谈》专栏)
另外,社会上也有许多律师提出义务为詹周氏辩护,来自公众的怜悯和理解让她看到一线生机,于是提出上诉,但被高等法院以“情节恶劣”为由驳回。
后来一位天主堂嬷嬷替詹周氏作伪证说她已经怀孕,按照法律必须等生完孩子才能执行死刑。拖了几个月后抗战胜利,蒋介石大赦天下,詹周氏也因此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。
解放后,詹周氏被准许取保出狱,她托人带信请当年的二房东算命先生王瞎子王燮阳保她出狱,王没答应。
詹周氏举目无亲,找不到其他人,只能按照安排来到苏北大丰的“上海农场”劳动改造,直到刑期满后重获自由。
40岁那年詹周氏再婚,生活很安定,因为喜欢孩子又终身未孕,所以在幼儿园做阿姨,一直做到退休,后来就留在大丰县川东农场安度晚年,未再回过上海。
1990年,上海记者徐平曾去苏北大丰农场采访她,当时她将近80岁。据记者描述,詹周氏身体硬朗,身高一米五左右,三角眼,看上去很凶,可能因为承受的苦难过多,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她当时仍穿着大襟的衣服,说着40年代的上海话,只是她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特征。当时詹周氏工资100多元,生活没问题。平时喜欢打打小麻将,和左邻右舍关系很好,认了很多干儿子干女儿,平时受他们的照顾,日子过得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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