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蒋介石叛变革命,血雨腥风。进步学生习仲勋不畏白色恐怖,投身革命洪流。在刘志丹发动渭华起义的鼓舞下,习仲勋领导“两当兵变”,虽然失利,但历经磨砺,他与刘志丹、谢子长等共同创建陕甘红军,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。正当革命如火如荼时,杜衡执行极左错误路线,习仲勋等险遭生死厄运,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,拯救了陕甘红军。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出发点,领导全国抗战敌后战场,期间习仲勋带领陕甘宁人民发展建设根据地,保卫边区南北大门,毛主席赞其“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”。日寇投降,蒋介石又挑起内战,习仲勋率西北局军民坚定保卫胜利果实,协同彭德怀指挥延安保卫战,三战三捷,为全国战场奠定了战略胜利基础。新中国成立,习仲勋积极推动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,不断改变西北贫苦、落后面貌。不久后,习仲勋调任中央,他深情回望故土,挥别西北群众
1927年,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陕西富平各校师生组织悼念李大钊的爱国活动,14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积极参与其中,得到老师严木三的赏识,但因年龄不够,未能正式入党。 6月,冯玉祥开始在陕西“清党”,马鸿逵威逼利诱想要拉拢刘志丹,遭到拒绝。10月,陕西清涧起义震动了三秦大地,影响深远。1928年初,习仲勋考入三原的省立三师。
习仲勋等三师学生在武廷俊的领导下,积极参与爱国运动。反动的训育主任魏海借助“巴豆事件”抓捕了习仲勋等9名爱国学生。狱中,习仲勋坚持斗争,并正式入党。 1928年5月,刘志丹等领导渭华起义,声势浩大。6月,习仲勋等被捕学生被送往西安军事裁判处,在狱中听到了渭华起义及刘志丹等革命者的故事,备受鼓舞。
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同情爱国学生,释放了习仲勋等学生。回到家中,父亲习宗德身体每况愈下,不久即离世。1929年,陕西大灾,瘟疫横行,习仲勋的母亲也在这一年离世,习仲勋作为家中长子,扛起了照顾家中弟妹的重担。 刘志丹回到陕北,和谢子长等秘密开会,决定要用“三色理论”继续发展革命力量。1930年春,17岁的习仲勋受组织委派,前往驻在长武的西北民军,秘密开展兵运工作。
在长武军营,习仲勋和李秉荣、李特生等积极团结下层士兵,壮大组织。省委习仲勋等商议,决定利用部队换防的机会发动起义。1932年4月初,部队到达两当县城,在省委特派员刘林圃、习仲勋等领导下,两当起义爆发,起义部队决定北上找刘志丹。 两当起义的部队不断遭遇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,境况艰险。习仲勋被派去寻找部队过河的船只,不久即听到起义部队被打散的消息,悲痛欲绝。
习仲勋回到富平匆匆见了叔父一面,辗转一番后,通过同乡周冬至得知红军游击队就在照金,决定去找刘志丹。在照金,习仲勋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,重新找到了党组织。 在照金,刘志丹和习仲勋促膝长谈,总结经验教训。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失败是成功之母,下一步还是要搞武装割据,建立根据地。民团“围剿”照金,习仲勋带领特务中队坚守根据地。
由于队伍中出了叛徒,游击队只得退往渭北根据地,并与黄子祥、黄子文等坚持斗争。 1933年初,习仲勋奉调返回照金,到红二十六军工作,得知刘志丹等被“左”倾的政委杜衡撤销了职务,十分不解,刘志丹反而宽慰习仲勋,团结第一。 习仲勋、金理科和李妙斋决定将薛家寨作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基础,遭到杜衡批评。随后,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内外线结合,粉碎了反动派的又一次“围剿”。
在反“围剿”的战斗中习仲勋负伤,被老乡李老栓所救。杜衡看望重伤的习仲勋,并坚持要带领部队南下渭华地区,习仲勋坚决反对,让杜衡失望。红二十六军会议上,杜衡蛮横地通过了部队南下的决定。 杜衡率红二十六军南下,遭遇敌人重兵围堵。杜衡怯战,溜之大吉,刘志丹只得带队伍进入秦岭山区,保存力量。
因叛徒出卖,陕西省委在福盛楼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突击抓捕,杜衡等被捕叛变,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危急时刻,王泰吉部、红四团、耀县游击队汇聚照金,但因为缺粮,矛盾暗涌。 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会议,解决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,黄子祥等虽有不同意见,但被习仲勋等说服,几支武装最终形成了统一的领导。
三支武装最终形成合力,打退了前来“围剿”的反动民团。此时,刘志丹、王世泰等也终于回到了照金,陕甘边革命形势迎来转机。 刘志丹、习仲勋等总结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缘由,决定用“狡兔三窟”的办法开展三路游击区,随后刘志丹率部队跳到南梁地区,习仲勋等坚守照金。包家寨会议后,红四十二师在南梁打开了局面。习仲勋也来到南梁,深入农村调查研究,和群众打成一片,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。
国民党民团疯狂抓捕刘志丹的家人,习仲勋派人将他们救回。刘志丹和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后,再次踏上战场。 1934年7月,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在南梁会师。随后,谢子长在清涧反“围剿”战斗中受重伤。11月,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,习仲勋当选主席,并和刘志丹等亲密合作,制定了十大政策,不断发展壮大苏区。
1935年2月,谢子长牺牲前,刘志丹前去看望,二人长谈,决定要尽快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,壮大陕甘红军和根据地。国民党军对南梁大举“围剿”,习仲勋单枪匹马吸引敌人,与刘志丹配合,转移群众,牵制敌人。 顾林等受“左”倾路线影响的同志,在南梁一带开展查田运动,出现错定成分的问题,习仲勋等发现后及时制止。 1935年9月,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,组成红十五军团,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。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,毛先生从报纸上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,最终决定到陕北去找刘志丹。
顾林等奉命对陕甘苏区党政军机关展开错误“肃反”,审讯刘志丹、习仲勋等高级干部,陕甘苏区形势危急。 刘志丹、习仲勋等被关押,绝望中,刘志丹鼓励大家要相信党。1935年10月下旬,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,及时制止了错误“肃反”,刘志丹、习仲勋等被释放。1936年2月,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。
在三交镇的战斗中,刘志丹不断靠前指挥,侦察敌情,不幸中弹牺牲,装殓在一口薄棺 中,被军民抬回了保安。在环县工作的习仲勋得知了刘志丹牺牲在东征前线的消息,策马东驰,宣泄悲痛。 1936年9月,习仲勋被中央派往旬邑,担任关中特委书记,几个月时间就打开了局面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,国共联合抗日,八路军准备东渡黄河。习仲勋从关中征兵,补充到了一二〇师,并见到了彭德怀、贺龙、任弼时等人。随后到富平家中,匆匆见了叔父和妹妹一面后,返回旬邑,投入工作。
1939年初,国民党开始“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,不断制造磨擦。5月,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和魏海沆瀣一气,命人阻止八路军荣校伤员过境,并打死打伤多名荣校人员,制造了“旬邑事件”。习仲勋等人和魏海谈判,义正词严,据理力争,揭穿了顽固派的阴谋,怒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,积极反共。 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,西北局要求关中分区积极组织运盐。群众在运盐中遇到难题,习仲勋积极帮助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