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蒋介石叛变革命,血雨腥风。进步学生习仲勋不畏白色恐怖,投身革命洪流。在刘志丹发动渭华起义的鼓舞下,习仲勋领导“两当兵变”,虽然失利,但历经磨砺,他与刘志丹、谢子长等共同创建陕甘红军,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。正当革命如火如荼时,杜衡执行极左错误路线,习仲勋等险遭生死厄运,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,拯救了陕甘红军。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出发点,领导全国抗战敌后战场,期间习仲勋带领陕甘宁人民发展建设根据地,保卫边区南北大门,毛主席赞其“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”。日寇投降,蒋介石又挑起内战,习仲勋率西北局军民坚定保卫胜利果实,协同彭德怀指挥延安保卫战,三战三捷,为全国战场奠定了战略胜利基础。新中国成立,习仲勋积极推动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,不断改变西北贫苦、落后面貌。不久后,习仲勋调任中央,他深情回望故土,挥别西北群众
1927年,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陕西富平各校师生组织悼念李大钊的爱国活动,14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积极参与其中,得到老师严木三的赏识,但因年龄不够,未能正式入党。 6月,冯玉祥开始在陕西“清党”,马鸿逵威逼利诱想要拉拢刘志丹,遭到拒绝。10月,陕西清涧起义震动了三秦大地,影响深远。1928年初,习仲勋考入三原的省立三师。
习仲勋等三师学生在武廷俊的领导下,积极参与爱国运动。反动的训育主任魏海借助“巴豆事件”抓捕了习仲勋等9名爱国学生。狱中,习仲勋坚持斗争,并正式入党。 1928年5月,刘志丹等领导渭华起义,声势浩大。6月,习仲勋等被捕学生被送往西安军事裁判处,在狱中听到了渭华起义及刘志丹等革命者的故事,备受鼓舞。
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同情爱国学生,释放了习仲勋等学生。回到家中,父亲习宗德身体每况愈下,不久即离世。1929年,陕西大灾,瘟疫横行,习仲勋的母亲也在这一年离世,习仲勋作为家中长子,扛起了照顾家中弟妹的重担。 刘志丹回到陕北,和谢子长等秘密开会,决定要用“三色理论”继续发展革命力量。1930年春,17岁的习仲勋受组织委派,前往驻在长武的西北民军,秘密开展兵运工作。
在长武军营,习仲勋和李秉荣、李特生等积极团结下层士兵,壮大组织。省委习仲勋等商议,决定利用部队换防的机会发动起义。1932年4月初,部队到达两当县城,在省委特派员刘林圃、习仲勋等领导下,两当起义爆发,起义部队决定北上找刘志丹。 两当起义的部队不断遭遇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,境况艰险。习仲勋被派去寻找部队过河的船只,不久即听到起义部队被打散的消息,悲痛欲绝。
习仲勋回到富平匆匆见了叔父一面,辗转一番后,通过同乡周冬至得知红军游击队就在照金,决定去找刘志丹。在照金,习仲勋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,重新找到了党组织。 在照金,刘志丹和习仲勋促膝长谈,总结经验教训。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失败是成功之母,下一步还是要搞武装割据,建立根据地。民团“围剿”照金,习仲勋带领特务中队坚守根据地。
由于队伍中出了叛徒,游击队只得退往渭北根据地,并与黄子祥、黄子文等坚持斗争。 1933年初,习仲勋奉调返回照金,到红二十六军工作,得知刘志丹等被“左”倾的政委杜衡撤销了职务,十分不解,刘志丹反而宽慰习仲勋,团结第一。 习仲勋、金理科和李妙斋决定将薛家寨作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基础,遭到杜衡批评。随后,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内外线结合,粉碎了反动派的又一次“围剿”。
在反“围剿”的战斗中习仲勋负伤,被老乡李老栓所救。杜衡看望重伤的习仲勋,并坚持要带领部队南下渭华地区,习仲勋坚决反对,让杜衡失望。红二十六军会议上,杜衡蛮横地通过了部队南下的决定。 杜衡率红二十六军南下,遭遇敌人重兵围堵。杜衡怯战,溜之大吉,刘志丹只得带队伍进入秦岭山区,保存力量。
因叛徒出卖,陕西省委在福盛楼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突击抓捕,杜衡等被捕叛变,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危急时刻,王泰吉部、红四团、耀县游击队汇聚照金,但因为缺粮,矛盾暗涌。 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会议,解决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,黄子祥等虽有不同意见,但被习仲勋等说服,几支武装最终形成了统一的领导。
三支武装最终形成合力,打退了前来“围剿”的反动民团。此时,刘志丹、王世泰等也终于回到了照金,陕甘边革命形势迎来转机。 刘志丹、习仲勋等总结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缘由,决定用“狡兔三窟”的办法开展三路游击区,随后刘志丹率部队跳到南梁地区,习仲勋等坚守照金。包家寨会议后,红四十二师在南梁打开了局面。习仲勋也来到南梁,深入农村调查研究,和群众打成一片,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。
国民党民团疯狂抓捕刘志丹的家人,习仲勋派人将他们救回。刘志丹和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后,再次踏上战场。 1934年7月,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在南梁会师。随后,谢子长在清涧反“围剿”战斗中受重伤。11月,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,习仲勋当选主席,并和刘志丹等亲密合作,制定了十大政策,不断发展壮大苏区。
1935年2月,谢子长牺牲前,刘志丹前去看望,二人长谈,决定要尽快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,壮大陕甘红军和根据地。国民党军对南梁大举“围剿”,习仲勋单枪匹马吸引敌人,与刘志丹配合,转移群众,牵制敌人。 顾林等受“左”倾路线影响的同志,在南梁一带开展查田运动,出现错定成分的问题,习仲勋等发现后及时制止。 1935年9月,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,组成红十五军团,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。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,毛先生从报纸上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,最终决定到陕北去找刘志丹。
顾林等奉命对陕甘苏区党政军机关展开错误“肃反”,审讯刘志丹、习仲勋等高级干部,陕甘苏区形势危急。 刘志丹、习仲勋等被关押,绝望中,刘志丹鼓励大家要相信党。1935年10月下旬,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,及时制止了错误“肃反”,刘志丹、习仲勋等被释放。1936年2月,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。
在三交镇的战斗中,刘志丹不断靠前指挥,侦察敌情,不幸中弹牺牲,装殓在一口薄棺 中,被军民抬回了保安。在环县工作的习仲勋得知了刘志丹牺牲在东征前线的消息,策马东驰,宣泄悲痛。 1936年9月,习仲勋被中央派往旬邑,担任关中特委书记,几个月时间就打开了局面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,国共联合抗日,八路军准备东渡黄河。习仲勋从关中征兵,补充到了一二〇师,并见到了彭德怀、贺龙、任弼时等人。随后到富平家中,匆匆见了叔父和妹妹一面后,返回旬邑,投入工作。
1939年初,国民党开始“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,不断制造磨擦。5月,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和魏海沆瀣一气,命人阻止八路军荣校伤员过境,并打死打伤多名荣校人员,制造了“旬邑事件”。习仲勋等人和魏海谈判,义正词严,据理力争,揭穿了顽固派的阴谋,怒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,积极反共。 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,西北局要求关中分区积极组织运盐。群众在运盐中遇到难题,习仲勋积极帮助解决。
国民党顽固派步步紧逼,不断制造磨擦。习仲勋带领关中军民,坚持有礼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,保护鲁师等师生搬迁,解决普通群众家中遇到的难事。大生产运动中,又因地制宜,积极组织民众运盐,促成关中分区边币流通循序渐进,发展经济。1942年7月,习仲勋离开了工作六年的关中分区,奉调前往延安。 1942年秋,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陕北错误“肃反”问题,习仲勋在会上大胆发言,指出“左”的错误给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。
西北高干会议结束时,毛主席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、习仲勋等22人予以奖励。毛主席为习仲勋的题词是“党的利益在第一位”。随后,习仲勋前往绥德,担任地委书记。赴任伊始,习仲勋就前往郝家桥村积极调研,和群众打成一片,并树立了刘玉厚等典型,鼓励大家搞好生产。 齐心等延安来的调干生进入绥德师范工作后不久,顾林等在绥师开始了审干运动,形势变得紧张。 顾林等在绥师的审干工作中,出现了过火走偏的现象,习仲勋及时回到绥师召开大会,正告顾林,希望过去的错误不要再现。
顾林变本加厉,进一步对部分师生采取逼供信的做法,习仲勋和宋养初、齐心等及时保护了被审讯的聂眉初、刘国秀等,承诺师生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,还大家清白。 习仲勋要求顾林等人尽快停止逼供信的错误做法,并邀请边保的布鲁同志调查真相。随即,习仲勋又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绥师出现的情况。毛主席知悉后,郑重表示要“一个不杀,大部不捉”。平反大会上,习仲勋给受冤师生恢复名誉。
在解决绥师审干问题的工作中,习仲勋和齐心逐渐加深印象。不久,齐心率工作队下乡,工作之余,开始和习仲勋相互通信,更增进了彼此了解。 习仲勋和齐心深入交流各自的成长经历。齐心写了自传,回忆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。相似的革命经历让他们的心越走越近。宋养初鼓励二人尽快向组织申请结婚。齐心的姐姐齐云也在百忙中见了习仲勋一面。
1944年4月28日,习仲勋与齐心在九贞观结成伴侣,婚礼简朴又温馨。1945年,抗战胜利前夕,胡宗南部利用“淳化事件”大举进攻关中分区,占领了爷台山。 国民党军进攻爷台山后,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,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,张宗逊为司令员,习仲勋为政委。1945年8月8日,爷台山反击战打响。
经过一夜的战斗,在李老栓等群众、民兵和游击队的协助下,联防军最终打退了进犯的顽军,保卫了边区。 1945年10月,习仲勋奉调担任西北局负责人,主持工作。1946年6月,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,中原部队开始突围。 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,中原部队李先念部、王震部分为两路向西突围,进入陕南。毛主席写信给习仲勋,让西北局接应中原部队,帮助中原部队在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。王震率三五九旅躲避追击,沿秦岭西进,生存条件十分艰难,西北局派出刘懋功的游击队前往接应。
王震得知西北局派干部和部队前来接应,决定通过西兰公路回到延安。战斗中,习仲勋的警卫员不幸牺牲。 1946年9月,王震率三五九旅回到延安,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习仲勋感慨,为了接应三五九旅,毛主席两个月内写了九封信。习仲勋到警卫员李三娃的坟前,回忆着和李老栓一家的点点滴滴,悲痛万分。 毛主席向习仲勋了解胡景铎兄弟所在的陕北保安部队的情况,商议横山起义事宜。
随后,习仲勋先后派师源和范明与立诚学校的同学胡景铎秘密接洽,讨论起义,胡景铎接到习仲勋的书信,表示一定积极配合。 胡景铎摆脱阻碍,和将官商议,决定立即起义。起义后胡景铎率部前来延安,受到毛主席接见,毛主席表示胡景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。
蒋介石集团着手重点进攻陕北,1946年12月,胡宗南部进犯关中分区。张宗逊、习仲勋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群众积极备战。1947年2月,西华池战役中,部队和国民党军激战,损失不小。 西华池战役后,彭德怀命令张宗逊、习仲勋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向延安靠拢,保卫延安。1947年3月13日,胡宗南部开始进攻延安,延安保卫战打响。3月18日,毛主席、周恩来等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。随即,西北野战兵团组建。
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兵团充分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,决定在青化砭一带打伏击。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突然驻足不前,习仲勋等率群众慰问前线战士,送去了热姜汤和吃食。 1947年3月23日,青化砭战役打响,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进入伏击圈后,被迅速歼灭,敌旅长李纪云被俘。胡宗南得知后,命令部队今后在山梁上行进,避免被伏击。 习仲勋润物无声地做教育俘虏的工作,新式整军运动在西北野战兵团渐渐开展,感化了不少俘虏战士加入人民军队。
枣林子沟会议后,毛主席决定率中央留在陕北,进一步鼓舞了军民信心。 彭德怀、习仲勋等得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决定留在陕北的消息后,振奋不已。中央指示西北野战兵团用好“蘑菇战术”,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,打击胡宗南部,支援全国战场。 西北野战兵团分析敌情,决定再打一仗。王尚荣独一旅等少量部队拖住刘戡主力,王震等其他主力在羊马河一带围歼准备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一三五旅,羊马河战斗很快取得胜利,旅长麦宗禹被俘。
1947年5月,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决定,隐蔽主力准备打击敌人的补给站蟠龙。蟠龙战役即将打响,但突然遭遇大雨,为避免刘戡三天内回援,指挥部要求攻坚战必须在三天内结束。攻坚战打响,敌人层层工事,碉堡坚固,战斗打得异常艰苦,最后终于攻下了蟠龙,俘虏了敌旅长李昆岗。至此,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三战三捷。 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召开了祝捷大会,进一步鼓舞军民。战争的间隙,习仲勋和齐心夫妻二人匆匆见面,匆匆告别。
刘戡和董钊部直逼中央机关所在地,毛主席率中央机关艰苦转战,与追击的敌人擦肩而过,好在有惊无险。中央机关在转战途中,得知刘邓大军顺利过了黄河,决定要尽快召开一次会议,地点就在小河村。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,小河会议召开,中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,领导全国战场。改变了陈谢纵队原先过河支援陕北战场的决定。同时由贺龙和习仲勋统一领导陕甘宁、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后方工作。 刘戡再次率部进入小河村,此时,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已秘密东进进入佳县,摆脱了敌人。
和西野前委分开后,习仲勋马不停蹄与贺龙一同前往绥德一带,统筹后方工作。义合会议后,习仲勋发现土改中出现了一些二流子胡作非为的乱象,决定下乡去调研。 二流子姚二尕带贫农团正在抄安文钦的家,习仲勋前来及时制止,救下了被批斗的安文钦,并批评顾林等人,怎么能批斗安文钦这样的民主人士。习仲勋向中央反映土改中出现的各级党委靠边站、阶级成分乱划等问题。杨家沟十二月会议分组讨论会上,毛主席对习仲勋写的土改调查报告很赞赏,及时纠偏了土改乱象。
1948年3月间,宜川战役取得空前大捷,陕北战场发生了根本改观,中央机关决定东渡黄河。 在中央机关即将离开陕北之际,毛主席与习仲勋深入交流,回顾陕甘革命历史,感慨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“两点一存”的贡献。随后,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。 宜川战役后不久,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,攻打宝鸡,期间,延安也很快收复。西野在西府遭遇胡宗南部和马家军合击,指挥部险些被围困,西野主力被迫突围。
西府战役后,西野前委在土基召开整训会议,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批评了犯错误的部队,并要求全军总结经验教训。 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西府战役没打好的主要责任,让习仲勋钦佩他“有德可怀”。 黄龙解放后,习仲勋前往新区调研,发现留用干部贾开明存在加征粮食、勾结土匪等问题。通过暗中调查,习仲勋揭露其与土匪勾结的真相,又紧急召开黄龙分区干部会议,整肃纪律,增派了老区干部,加强组织力量。
1949年元旦,毛主席发表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新年献词。春节期间,习仲勋一家与同桂荣、刘力贞等包饺子,共贺新春,展望未来。 1949年春,习仲勋等前往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。期间,习仲勋向中央汇报西北解放后的治理问题,指出西北多民族性的特点,毛主席支持西北施行因地制宜的政策。会后,习仲勋在北京见到了岳父,翁婿二人谈起了当前的局势,习仲勋请教将来新中国的治理经验。随后,他回到延安看望出生不久的女儿。
榆林和平起义谈判被左协中突然叫停,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推动下,左协中答应重启谈判。与此同时,西北局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,解放西安被提上日程。 一野前指正在讨论解放西安的时机,西安秘密战线送来情报,胡宗南已经撤离西安,退守汉中。张宗逊、习仲勋等决定提前解放西安。习仲勋、张宗逊等指示部队要保护西安城内的重要设施与城建,防止被国民党特务破坏。 1949年5月20日,西安解放。面对随时有可能反扑的国民党军和城内四处破坏的敌特分子,一野也在等待十八、十九兵团的增援。
为稳定局势和民心,习仲勋率领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。 魏海率领众特务潜伏西安城内,判断大部队并未进入西安,将情报传给胡宗南。胡宗南持续观望二马的态度。马步芳为自保,决意率先出击咸阳。紧要关头,十八、十九兵团终于赶到,彭德怀指挥一野保卫咸阳,阻击马家军。咸阳阻击战胜利后,一野发起扶眉战役取得胜利,胡宗南退守四川。
西安局势稳定后,习仲勋着手于西安的稳定与建设工作,鼓励易俗社的发展,带领干部保护城墙,解决民生问题。 习仲勋带人视察易俗社,提出将标语中的“接管”改为“接办”,感动众人。 彭德怀指挥兰州战役,习仲勋和西北局奉命开展争取十世班禅的工作。面对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邀请,十世班禅表示不去台北,他要观望局势的发展。 兰州解放后,甘南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黄正清有意起义,但提出保留枪支和银圆的要求。
习仲勋力排众议,同意黄正清的起义条件。这一举动,感动了黄正清的同时,也让班禅深受感动。 十世班禅感受到中央和西北局的诚意,决定跟随我党。 青海解放后,习仲勋提醒张仲良和赵寿山要注重民族团结,同时要注意摇摆不定的藏族千户项谦,要把政治争取放在首位。 不久,宁夏、新疆相继和平解放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十世班禅主动给中央政府发去贺电。1949年10月1日,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同志们从广播中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,众人思绪万千。10月2日,西安举行万人大会,反动到底的魏海企图负隅顽抗,在大会期间搞破坏。
就在魏海准备扣动狙击枪的一刻,第五憨柱带领公安战士抓捕了魏海。狱中,习仲勋和魏海见面,魏海感慨两人不同的命运轨迹,习仲勋揭示根本原因是两人一个为公,一个为私。 十世班禅收到中央的回信,十分高兴,准备进京拜谒毛主席。 张治中到西北赴任,众人热烈欢迎张治中的到来,同时,贺龙也要离开西北去往西南,众人欢送贺龙,依依不舍。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在即,习仲勋和赵伯平、汪锋三顾茅庐,诚邀茹欲立老先生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
1950年1月,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。会后,习仲勋与张治中秉烛夜谈,共商西北的未来,一致认为首要任务是发展交通,修筑天兰铁路。此时,顾林在大华纱厂担任军代表,在工资改革中与经理发生矛盾,导致经理和部分技术工人离职,产量下降。习仲勋要求顾林一定要请回经理。朝鲜战争爆发,中央急调彭德怀进京,彭德怀与习仲勋匆匆告别。不久,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,习仲勋开始全面主持西北局的工作。十世班禅进京途中路过西安,受到习仲勋的热情招待。
仲勋与十世班禅深入交流,十世班禅希望实现回藏心愿。十世班禅在北京见到毛主席,毛主席希望尽快促成藏区和平解放。在处理青海昂拉千户项谦叛乱的过程中,习仲勋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,以政治争取为先。大华纱厂终于回归正轨,顾林对习仲勋一直以来不计前嫌地帮助十分感动,承诺今后一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一边。习仲勋宴请西安知名企业家们,共话经济发展,承诺政府不会过多干预企业经营,鼓励大家放手去干。
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即将返藏的十世班禅送行,两人深入交流对于藏区未来的想法,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项谦冥顽不化,最终被军事进剿。但西北局仍然派人治好了项谦母亲的疾病,项谦有感于我党的宽仁弘宥,终于归降。1952年秋,习仲勋被调任中宣部部长。赴任前夕,习仲勋与齐心共同去看望了李老栓一家,宴请烈士子女和老战友。离别之际,天兰铁路正式通车,习仲勋感慨着西北的变化,展望着西北的未来。